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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云殺夫案:一場情理與法理的糾結

    2024-03-07 13:12:23 來源:法治日報·法治周末

    從一個法律人的眼光來看,阿云殺夫案幾經波折,雙方觀點互不相容,實際上卻是一場情理與法理的反復糾結。也許,這就是這個一千多年前的案件對我們今天的價值和意義之所在。作為一個法律人,其執法與司法,無不是在追求情理與法理的平衡,雖然難乎其難,但卻是我們終生不變的終極價值取向,因為那是正義所在

    □ 許志強

    宋神宗時期發生的阿云殺夫案,是中國法制史上一起非常著名的案例。當時在審理中,圍繞“謀殺已傷”是否適用自首減刑的問題,在大宋官員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以司馬光和王安石為首的官員各為一派,互不相讓。司馬、王二人分歧的初顯,成為亞馬孫河流域熱帶雨林中那只振動翅膀的蝴蝶,最終影響了大宋王朝的歷史走向。

    “奇案”爭議持續千年

    阿云殺夫案實際案情非常簡單,有資料將之稱為“大宋奇案”是有些言過其實了。其實,這就是一個簡化版的“潘金蓮弒武大案”,只是其中少了西門慶和武二。

    宋神宗治平四年(1067年)登州(今山東煙臺)民女阿云在母親去世、服喪期未滿時,便由尊長作主強行許配給一名叫韋阿大的男子(長輩許婚在當時是符合禮教傳統和律法規定的)。二人成親后,阿云嫌阿大猥瑣丑陋,不愿與其共度余生,于是趁韋阿大夜晚獨宿田間小屋熟睡之時,持刀將其砍殺。然而,阿云力氣小,砍了十幾刀也未能殺死韋阿大,僅砍掉其一根手指。阿大身受重傷,后被第二天早上下地干活的鄰人發現并救起。阿云作為嫌疑人則被帶到縣衙審訊,尚未動刑就全盤招認。

    案情雖然簡單,但隨后的審理過程卻幾經波折,多次反復,前后達兩年之久。司法官員各執一詞,互不相讓,由對個案的審理復核轉變為對類案處理的有權法律釋明,最后卻是以皇帝發布赦令的形式解決了爭端?;实鄣纳饬钅茏尮賳T服從,但未必能真正說服官員,讓官員從心里理解和接受。這一案件的爭議,甚至持續千年,直至在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的著作中仍對此有所質疑。

    根據大宋王朝律法《宋刑統》的規定,謀殺親夫屬于“惡逆”,是十惡不赦的大罪。無論將人致死、致傷,兇手都會被處以斬首的極刑。

    負責審理此案的是時任登州知州的許遵。許遵進士出身,曾中過明法科(法學專業),也曾任大理寺詳斷官,是一位精通法律理論和有豐富司法實踐經驗的官員。許遵經審理后認為:阿云與阿大在為母服喪期間成親,根據《宋刑統》的規定,二人的婚姻關系在法律上是無效的(《宋刑統·戶婚律》:“諸居父母及夫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妾減三等,各離之”),二人并非夫妻關系。

    也就是說,阿云非阿大之妻,阿大非阿云之夫。所以,阿云謀殺阿大不構成行為對象為特定身份的謀殺親夫的“惡逆”重罪,而僅構成一般行為對象的普通謀殺罪。而且由于阿云是在審訊過程中主動供述其殺害阿大的犯罪事實,根據《宋刑統》的規定,阿云屬于自首,根據謀殺已傷(宋朝法律,殺人分為:謀殺未傷,謀殺已傷,謀殺已死三種類型)減罪二等,所以判阿云流三千里(許遵對阿云案的判決,有徒三年、流二千五百里、流三千里、流三千里折決脊杖二十配役一年等不同的說法,今取其一)。

    阿云與韋阿大“違律為婚”,許遵根據宋朝的法律,判定二人的婚姻不合法,故不成立法律關系上的夫妻關系。這一判定有事實和法律的依據,在隨后案件的復核中,這一認定也為中央司法機關和官員所認可,并未成為案件的爭議點。然而,這一認定合法,卻很難為當時的大眾所認同和接受,違背了社會的普遍觀點和人們的一般認識。在一般人眼中,二人成親結為夫妻共同生活,怎么會是毫不相干的普通人呢?

    知州的裁判推理邏輯

    宋朝的法律將自首分為犯罪未發的自首和犯罪已發的自首,即被捕或被告發后經審問后承認罪行“按問欲舉自首”(《宋刑統?名例律》“犯罪之徒,知人欲告,及按問欲舉而自首陳,及逃亡之人并返已上道,此類事發,歸首者得減罪二等坐之”)。未發自首和已發自首有點類似于我們今天刑法中規定的一般自首和特別自首。

    對于自首,宋朝法律同時規定:“其于人損傷,于物不可備償,即事發逃亡,若越度關及奸,并私習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列?!庇媒裉斓脑捳f就是:損人身體、傷人見血、毀物難償、事發逃亡、偷越邊境、奸污婦女、擅自學習天文的行為不適用自首。所以,對于殺傷不適用自首,但又設置了“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假有因盜故殺傷人,或過失殺傷財主而自首者,盜罪得免,故殺傷罪仍科”的例外規定(此處的殺傷應包括謀殺已傷即實施殺人導致他人傷害的行為與傷害他人的行為)。

    《宋刑統》的上述法律規定,用今天的語言可以這樣表述:被抓獲后一經審問即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認定為自首,但對殺傷的案件不適用自首,對在實施其他犯罪中殺傷他人而自首的,其他犯罪可以適用自首,殺傷不適用自首,依照殺傷科處刑罰(也有學者將這條規定理解為:所因之罪免于處刑,僅對殺傷科處刑罰,但從唐宋律法有關自首的規定,及上下文來看,此處應為對于所因之罪適用自首,減輕處罰,而不是免于處罰)。例如,在實施非法獲取財物的犯罪中殺傷他人或者過失殺傷財物所有人而自首的,對盜罪適用自首,對殺傷罪科處刑罰,不適用自首減輕處罰(唐宋律法中實施多個犯罪行為的合并處刑大體上是從一重罪處刑,輕罪被重罪吸收)。從今天的角度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屬于注意性規定。對于實施兩個相關犯罪而自首的,雖然殺傷依法不適用自首,但所因之罪卻仍然應適用自首。

    作為司法老手的許遵析言破律,曲解律法條文的規定,利用上述自首的注意性規定,將阿云謀殺阿大的行為拆分為兩個罪行即謀劃殺人和傷害,謀劃殺人是傷害的起因,所以阿云謀殺已傷的行為可以適用自首。

    許遵的裁判推理邏輯可以這樣梳理:首先阿云與韋阿大違律為婚,所以二人的婚姻非法,夫妻關系在法律上不成立,阿云謀殺韋阿大也不構成謀殺親夫的惡逆重罪,而是普通的謀殺罪;阿云的行為包括謀劃殺人和傷害他人兩個行為,前者是后者之因,所以可以適用《宋刑統》關于自首的規定,對阿云認定自首。

    阿云案的判決一經作出,立即引起軒然大波,登州的司法官員也紛紛表示反對。根據宋朝的司法制度,疑難需上報中央司法機構復核(疑獄奏讞),當時宋朝的中央司法機構有大理寺、刑部、審刑院。案件上報后,大理寺和刑部經復審,推翻了許遵原有的“當減謀殺罪二等”判決,認為阿云不適用自首,按律當判處絞刑,但因為阿云有“違律為婚”情節以及法律適用的疑義,故奏請宋神宗裁決,宋神宗赦免了阿云的死罪,“貸命編管”(流放遠方州郡,勞動改造),許遵不服二次上書中央表示不服,刑部復核后維持原判。

    此時,許遵已調任中央“判大理寺”,但有御史出來彈劾他,認為他在阿云案件中審判失當,不適合擔此重任,許遵于是第三次上書。宋神宗根據“兩制議法”的司法制度,將案件交由翰林學士司馬光和王安石共同復審阿云案。

    司馬光與王安石之爭

    復審中,司馬光和王安石各持己見,難以協調,其爭論的焦點主要是對“謀殺已傷”是否可以適用自首。王安石持有和許遵同樣的觀點,不再贅述。而司馬光則認為:法律規定的“因犯殺傷”是指實施其他犯罪,原本沒有殺傷他人的故意,只是在犯罪實施過程中,不得已才實施了殺傷的行為。除了盜罪之外,劫囚、拐賣人口也都是這樣。法律這樣規定的本意在于,擔心因實施其他犯罪而殺傷他人,司法官員機械適用條文,對其他犯罪也不允許自首,所以特意加以強調。謀殺是一個行為,不應該拆分為謀和殺兩個行為,如果只是通常的在大腦里謀劃一下,而沒有實施具體的殺人行為,那就壓根不構成犯罪,也不可能存在自首。謀是殺的組成部分而不是所因之罪。所以,對阿云的謀殺已傷行為不應該適用自首,而應該依法予以判處絞刑。

    二人相持不下,最后報請神宗皇帝裁決,神宗皇帝幾經修改詔書,最后下詔:“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者,從謀殺減二等論?!被实鄣纳饬顚儆谔厥饬⒎?,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從而通過立法的形式解決了這一大宋王朝持久未決的司法爭端。

    后阿云在服刑期間遇大赦乃還,后嫁人生子,平靜地走完一生。網上有人胡編亂造說,司馬光重新執政后重審此案,將阿云殺害,完全不符合史實。

    從對法律條文的理解來看,顯然司馬光的觀點是正確的,符合立法的原意,對《宋刑統》自首、謀殺相關律文的理解均在其條文內容應有含義范圍之內,也能與其他相關律文保持協調與統一。但阿云卻有可能因此被處以絞刑,丟掉性命。故雖法理圓融,但卻有失情理。而反觀許遵和王安石,在刑罰輕緩導向的時代大背景下,基于某種個人動機(有史料說許遵“立奇以自鬻”,熱衷于賣弄自己的法學見解,也有人說許遵有好生之德,信奉因果報應。從《宋史·許遵傳》所記載的許遵任地方官的一些為政事跡來看,筆者更相信后者),為給民女阿云留一線生機,明顯超出了謀殺的語義射程,對其進行牽強解釋,曲解法律條文,同時違背立法原意,無根據地擴大了自首的適用范圍,明顯悖逆法理,但卻又近乎情理。

    從一個法律人的眼光來看,阿云殺夫案幾經波折,雙方觀點互不相容,實際上卻是一場情理與法理的反復糾結。也許,這就是這個一千多年前的案件對我們今天的價值和意義之所在。作為一個法律人,其執法與司法,無不是在追求情理與法理的平衡,雖然難乎其難,但卻是我們終生不變的終極價值取向,因為那是正義所在。

    (作者單位:北京市公安局法制總隊)

    責編:尹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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