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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法理學知識體系的早期探索

    閱讀兩部較早的法理學大綱有感

    2024-02-29 11:54:05 來源:法治日報·法治周末

    正是在法理學人涓滴成河的努力中,新中國法理學走過了七十多年的歷程,并邁向中國自主法理學知識體系的形成時刻


    視覺中國供圖

    付子堂

    西南政法大學法理學科主研的2019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法理學70年回理與評析”,師生辛勤耕耘4年多,力求給學術界奉獻一部百萬字規模的《新中國法理學史記》。這是校內外專家和學子共同努力的成果,體現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多年來幾代法理學人研究所匯總的總寶庫、總書山。我既景仰七十多年來的法理學研究,也對七十多年法理學研究為中國自主法理學知識體系的構建所作的奠基感到敬佩。七十多年以來的法理學研究,就是不斷以中國法理學的自主意識,形成中國自主法理學知識體系的過程?;谶@一認識,我對自己的法理學閱讀記憶沿著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時間線作一番回顧,回溯到了兩部較早的法理學大綱上。

    新中國成立前夕,李達先生的《法理學大綱》是一部出色的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研究著作。1947年至1948年,任湖南大學法律系教授的李達忍受胃潰瘍的病痛,寫成了這部綱要式的作品。1983年,這本書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作為中國共產黨“一大”13名代表之一,李達有著極高的學術素養。在《毛澤東哲學批注集》中,有相當多的篇章是對李達翻譯作品所作的批注?!斗ɡ韺W大綱》言簡意賅,總結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下法理學的要義,是新中國法理學的先聲。

    正如王夫之在湖南隱居著書,其名不顯,其著作在他去世之后慢慢被后人刊刻,直到曾國藩大批刊刻才得以廣泛傳播,李達在湖南抱病撰寫《法理學大綱》時,此書僅完成書稿,但并未獲得出版,且有關鍵部分書稿遺失。盡管如此,李達的學術敏銳度和責任感,還是展現在這部總結學術思考和探尋學術大道的作品中。新中國成立之后,李達先生曾任湖南大學校長和武漢大學校長。

    留存下來的《法理學大綱》書稿,分為三章:第一章緒論講“法理學與世界觀及社會觀”“法理學的對象、任務和范圍”“法理學的研究方法”;第二章講“各派法理學之批判”;第三章講“法律之論理的考察”。也就是說,李達版的法理學,是接近于一般所講的“法哲學”的,即在法學原理當中更重視哲學性、本原性的原理。

    在世界觀與社會觀的部分,李達提煉了“科學的世界觀”和“科學的社會觀”兩個概念,這就引入了馬克思主義。在“法理學的范圍”中寫到法律與經濟的關系時,李達奉獻了一段“神來之筆”。他寫道:“在學理上,要研究經濟學,考察其與法律學的關系;在事實上,要研究各國的經濟制度、經濟政策,考察其與法律制度、立法政策的聯系,由此以探求法律與經濟的現實的生動關系。同時還要更進一步就中國經濟史、世界經濟史,對照各該相當時代的經濟與法律的聯系,并參證各該相當時代的經濟學說與經濟思想,探求法律適應于經濟的發展而發展的路向?!痹凇按髿v史”和“大經濟史”的視野下來研究法律制度,李達在七十多年前提出的這個方向,應該說當代學人仍未達到。這和李達本身所具有的政治經濟學的學養有著密切聯系。

    無獨有偶,1956年12月,法律出版社推出了《國家與法的理論教學大綱》。當時的高等教育部和司法部推薦全國綜合大學法律系和政法學院使用這部由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國家與法的理論教研室起草的大綱(1956年7月高等學校法律大綱審定會議討論定稿)。這本書22頁,定價0.08元,印數8000冊。很薄的冊子,很低的價格,而印數在當時來說不算小。

    1953年,院系調整后全國設有政法系科的大學有6所:中國人民大學、東北人民大學、北京政法學院、華東政法學院、西南政法學院和中南政法學院。1954年,高等教育部召開全國政法教育工作會議,確定在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和西北大學重新設立法律系。1963年,全國政法學院調整為北京政法學院、華東政法學院、西南政法學院、西北政法學院共4所(中南政法學院1958年10月與中南財經學院、中南政法干校、武漢大學法律系合并成立湖北大學,上述政法類院、校、系組成湖北大學的法律系),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吉林大學、湖北大學的4個法律系不變。

    通過這段法學教育史上的變遷情況可以看到,1953年至1963年間,經過幾次調整之后,我國的法學教育體系形成了“五院四系”的總格局。由此,《國家與法的理論教學大綱》主要就是在“五院四系”的法理學教學中使用。大綱參照了前蘇聯的理論模式,但更重要的仍在于對參考書的兩類列舉,一是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列為重點參考書,二是將黨的重要文件和新中國領導人的著作或文章列為重點參考書。后者例如,《中共中央關于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一五計劃”、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新民主主義論》、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1954年)、劉少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報告》等。這就是說,大綱的起草人具有強烈的中國關注意識。

    廢除“六法全書”指向的是法律體系破舊立新的問題,這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國法律體系重建初期的狀況和追求,破舊是現狀,立新是追求。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的文章,分別指向了法學的世界觀;根據“五四憲法”產生國務院之后的首份政府工作報告、對“五四憲法”的制憲報告,都洋溢著濃濃的現實氣息,其背后是關于中國法學的自主意識。

    重讀22頁的“小篇幅”,我有所收獲。例如,關于“法的淵源”,除了以法律作為主要的法的淵源外,大綱列出了四種規范性文件——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常設機關所制定的文件、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制定的文件、國家最高行政機關所屬各部門機關制定的文件、地方權力機關和地方行政機關制定的文件。大綱同時列出了“條約和規范性內容的協議、合同”與“國家對某些習慣的認可”。關于“法的體系”,大綱列出了法律部門的分類方式:國家法、行政法、財政法、民法、農業合作社法、土地法、勞動法、家庭法、刑法、法院組織法、檢察院組織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

    這里的“法的淵源”和“法的體系”,我重讀時既覺得熟悉,又有陌生感。它們是今天對法律淵源和法律體系所形成的共識的淵源,又和今天的分類方式有所不同。一方面,當時有當時的情況,另一方面,理論本身在發展和深化。但是,重讀,就相當于“回到老家”“回到少年”,知道了當代的法理學是從哪里出發,又該作什么樣的“回理”和評析。

    《法理學大綱》的作者是李達先生,而《國家與法的理論教學大綱》是集體作品,看不到具體作者的署名,但是我猜想是何思敬先生主其事。20世紀50年代初,何思敬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主任,曾是1946年重慶談判時中國共產黨方面的法律顧問。我的老師黎國智先生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攻讀研究生,隨后來到西南政法學院任教。

    從兩部大綱到目前汗牛充棟的法理學研究作品,正是在法理學人涓滴成河的努力中,新中國法理學走過了七十多年的歷程,并邁向中國自主法理學知識體系的形成時刻。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學教授)

    責編:尹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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